“俗话说得好，不会唱歌的法学家不是好作家。”2月2日晚，能容纳1200人的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堂座无虚席，一场特殊的演唱会刚刚开始，主持人这样介绍着今晚的主角——何家弘：一位著有五部悬疑小说的法学家，一位爱唱歌的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
那天的演唱会上，何家弘还发布了自己的新作《司法证明方法与推定规则》的中英文版。
音乐与情怀
“我有很多大的梦想，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每年都会给自己制定几个‘小目标’，比如猴年的一个小目标是一次要跑完10公里，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今年65岁的何家弘，完成了五部悬疑小说、数十部法学专著，并在2017年5月当选为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如今又成了一位“跨界歌王”，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让他的心永远在路上。
何家弘告诉记者：“开演唱会本来只是一句戏言，不过有媒体采访我的时候，在文章中专门提到了演唱会的事。于是每当我出去开会、交流，就不断有人问我演唱会什么时候开，甚至邀请我到当地举办。于是，我按照做科研项目的习惯，进行了全面的可行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经过两年多的练声，我的嗓音已有明显改善，具备唱歌的基础条件；第二，我坚持长跑、打球、游泳等运动，具有较大的肺活量，可以连续歌唱；第三，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多种节目中担任嘉宾和主持人，还多次担任人大法学院春节联欢会的主持人，有一定的舞台经验；第四，许多学生校友对此事很有热情，可以帮我筹办。”
刚开始的时候，何家弘想得比较简单：“到年底，邀请我的学生，找个会议室，唱几首歌就可以了。”但他的学生们要把这件事做得更专业，他们成立了筹备组，在联络群里征集伴唱伴舞的人员，让有舞蹈声乐特长的校友主动报名；他们为何家弘写好穿插其生平故事的主持词；他们请来专业的马头琴、笛子演奏家和演唱会现场导演。何家弘开玩笑地说：“整场演唱会，除了我这个主唱不专业，其他都是专业的。”
“何老师要开演唱会”的消息渐渐传开了，原本场地定在能容纳400人的礼堂，一开始订票才发现座位不够，于是换到能容纳1200人的如论讲堂，然而在演唱会开始前半个月，名额便被一抢而空。一句玩笑，终于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演出。
何家弘告诉记者：“我喜欢少数民族的歌曲，特别是蒙古族和藏族的民歌。于是我就选择了十余首比较熟悉和喜爱的民歌，先听原唱录音，再按照简谱学唱并背歌词。曲目选择也有我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因为我曾在黑龙江小兴安岭脚下的农场下乡，所以开场的第一首歌就是《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1969年，16岁的何家弘和十几个小伙伴，带着激情和理想，来到了北大荒，开始了长达8年的农场生活。艰苦的岁月，磨练了他们的韧性和意志。“在北大荒的8年，让我对那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如同我的第二故乡。”
最终，在学生校友的大力帮助下，演唱会的主题定为“草原情·高山恋”。何家弘在公号中这样表达：“我将在歌声中，走下高高的兴安岭，来到美丽的大草原，追随远飞的天鹅，在沉静的夜晚，去敖包约会；我将带着高原的恋情，走过神奇的天路，在雪山草原欢歌，与美丽姑娘共舞，然后伴随雅鲁藏布江水，走出喜马拉雅，回归额尔古纳河畔的茫茫草原。在这些歌曲中，既有我的事业，也有我的爱情；既有我的因缘，也有我的归宿。”
作家与法学家
跨界似乎是何家弘永不停息的一种尝试，他的五部小说《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无罪贪官》《无罪谋杀》被称作“三罪二无”，这些作品被翻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等多国语言。第一部小说《血之罪》于2007年被英国《卫报》推荐为“亚洲十大犯罪小说”之一，并于2011年在“第五届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中获得“最佳推理奖”。他还于2016年在“第六届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中荣获“特别贡献奖”。
“文学是我法学研究的副产品，创作文学作品和法律工作是一种互补。”何家弘告诉记者。刚开始创作小说的时候，何家弘只是想圆一个文学梦，但后来他觉得中国非常需要普法，中国需要通俗的法学读物。
冥冥之中，何家弘把研习法学的心得融入文学作品之中，因此这些小说也可以称为“法学读本”。《血之罪》是刑事错案读本，《性之罪》是证据调查读本，《X之罪》是渎职犯罪读本，《无罪贪官》是腐败犯罪读本，《无罪谋杀》是刑事证据读本。“如果说前三部是从文学到法学的创作，那么后两部则是从法学到文学的写作。在前三部小说的创作中，我是先有生活中的案例和故事，然后加入法学的内容。在后两部小说的创作中，我却是先有法学或法治的主题，然后再根据生活积累去编写案例故事。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喜欢前者。作为一个法学教书人，我青睐后者。”
有人把何家弘的作品叫做“反腐小说”“法治文学”，但何家弘认为，他想写的是反腐败背景下的悬疑小说，而不是围绕着官场上的争斗和商业权钱交易。“有些人评论说我的小说里真正的坏人并不多，犯罪肯定要有罪犯，但这些坏人也有好的一面，也是我们在实践中接触案件中，即使外人觉得特别恶劣的犯罪也有善良的一面，不是对所有人都恶。”他认为，该责怪的不是堕落腐败的个人，而是制度，他的作品想要探讨的，正是社会环境和制度对人的影响。
“我在北大荒下乡时期写作的第一部小说，探讨了司法公信力缺失，社会中人们对司法的认识，选了一个极端的视角——‘神明裁判’。偏远地区的民众发生了刑事案件，不愿意到法院去，而是用民间的方式来解决。这正是司法公信力缺失的一种表现。”他说。
文学与法治
谈到用文学普法，何家弘认为，普法很多时候都需要一些文化层面的东西，特别是文学作品。“我在十几年前就提出法学的通俗化，有些人认为法学是很精深的学问，甚至写论文的时候想的都是怎么让自己的文章更加晦涩难懂，以示学问高深。所以我办了一个法学家茶座，内容都是比较轻松的杂文随笔，但是要有法学的思想和精神。”
何家弘的法学家茶座倡导了一种新的文风，在那之前中国真正写法学随笔杂文的很少，所以开始约稿往往很难，很多稿子写得像学术论文一样，虽然很有思想，但作者还是习惯强调逻辑性，文章还有脚注。“后来我就明确说，这种文章不要脚注，脚注会打断别人阅读的连贯性。我认为，推进法治，一方面要培育法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由于‘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大众性的特征，所以，法治文化不能局限在法律活动的范围内，应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文学则是在社会中传播法治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要建成现代法治国家，就必须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也要加强法治文学的创作和推广。”
何家弘认为，中国的法文化生长缓慢，难成风尚。那么法学就是法治文化的主要载体。法学汇集了人类智慧的成果，凝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因而是博大精深的。然而，法学又应该是通俗易懂的，应该具有大众的品格。因此，法文化不能局限在法律适用和法律研习的范围内，而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当下中国而言，“普法”可能比“科普”更为重要，因为中国要建成现代法治国家，就需要先进的法文化，就需要大众的法文化。
花香四海
何家弘的作品在海外影响比较大，甚至有人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对此何家弘表示，“一是因为犯罪小说侦探悬疑小说在欧美比较有市场，而中国本土的推理小说没有培养出一些读者群。二是外国的侦探小说创作水平比我们高，看我的作品有异国情调在里面，有新鲜感。正如有的书评所说，我的小说里有很好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场景，包括带有地方特色和少数民族特色，这些对外国人也很有吸引力。”
在设置悬念这方面，何家弘表示，无论什么小说，总是要有悬念，即使是爱情也要有悬念，吸引读者继续下去。但文学作品不能把它写成简单的推理小说，要设扣解扣，设计巧妙，像一个智力游戏猜谜游戏一样，想办法欺骗读者最后再说出答案。“有些创作走到一个自己没法自圆其说的死胡同，用了太多虚构和想象，甚至是恐怖的色彩，最后只能说是心理认知错误，这会让读者很失望。所以我写的多数还是基于现实的东西，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更多地去讲故事。
尾声
演唱会现场，处处可见何家弘学生们的身影，这场演唱会就是他的满园桃李用满满的信任和爱戴筹划而成的。学生眼中的何家弘，足球、羽毛球、唱歌、跳舞……样样精通，低调随和的处事态度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成了何家弘意趣十足的“反差萌”。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向何家弘询问：“您2018年的小目标还有什么？”
“保密。”何家弘笑着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