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母亲从长江之畔的张家港随父亲一起到洪泽湖农场工作。因路途遥远母亲也只有在过年的时才能回家探亲。

　　为了慰藉母亲的思乡之情，一家子人每年都会像南迁的候鸟一样到张家港过年。对于那时的我而言，去往外婆家的旅程的开启就代表着新年的到来。

　　九十年代中期横贯南北的京沪高速尚未建成，从洪泽湖农场出发去往张家港500公里不到的路程往往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中午吃过饭，父母把提前准备好的行李架在自行车后座上，坐在自行车前杠上的我不住地催促着父母快些出发。那时的农场没有车站，在唯一与外界连通的桥头，会有几辆皮卡承担起车站的职责。和司机谈妥到泗洪县城的价格后，除了喇叭不响其他地方哐当乱响的皮卡承载着母亲对家乡的思念，向着县城驶去。

　　为了省钱，父母很少在车站买票到泗洪后，一家人在冬日的寒风里守在班车途经的路口翘首以盼。下午四点开往上海的班车缓缓驶来，看到车来了，父亲掐灭手头烟使劲挥了挥手，车不停门却打开了。

　　“哪去？”

　　“张家港两大人一小孩多少钱？”

　　“上来再说”售票员不愿多说伸手接过行李，把一家子挨个拉了上去。

　　冬天的太阳总是落得很快，车刚刚驶出泗洪，赤晖深堕天色很快暗了下来，沉沉暮色遮得住景却拦不住好奇的心。把脸紧紧贴在玻璃上盯着窗外，月影下暮色中是平时难得一见的风景：树木飞速向后，婆娑月影投过枝杈像达达（《奥特曼》中出现的宇宙人）的细爪，被隋炀帝赐姓为“杨”的柳树不见嫩芽，鸣笛惊起的夜枭扑腾翅膀慌张跃下。

　　车头暖黄的光凿穿夜色又在不远处重归寂静，汽车一路东行，刚将淮阴甩在身后，省道逐渐转向向南伸展。河堤上的班车慢吞吞地向前，省道旁大运河静静地流淌，恍惚间夜已深。

　　“妈妈，我们现在到哪了？”“到宝应了。”“前面是哪？”“高邮。”“高邮有什么？”“双黄蛋。”“什么是双黄蛋？”“双黄蛋就是有两个蛋黄的蛋。”一问一答间我酣然入睡。

　　宝应高邮在睡梦中与我挥手作别，再次醒来时车已驶入扬州江都。如果在地图上把泗洪和张家港之间画一条线，那么江都差不多就在这条线的中点，到了这儿说明旅途已经过半。

　　江都古称龙川，因“江淮之水都汇于此”得名。我与这座小城有着别样的羁绊，她是年幼的我跟随父母返港的中转站，是在镇江求学的我返宿时必经的枢纽，二十多年后一位江都姑娘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锚点。

　　彼时没有服务区这一说法，一个个散落在国道、省道旁的饭店承担起给过往车辆提供服务的职责。这些饭店一般坐落在红砖围上的红墙内，除了餐饮还能提供汽修服务。车刚停稳，早就憋难受孩子们鱼贯而出，大点的找公厕，小点的直接跑到车背面就地解决，肚子饿的买份快餐，烟瘾犯了的抓紧时间吞云吐雾，十来分钟的休整时间稍纵即逝，在司机的催促声中班车继续出发。

　　过扬州后车头由正南转向东南，虽然离目的地还有近200公里，但是我已经激动地睡不着了，因为快能坐船了。

　　长江西起唐古拉山曲折东流，流入江苏境内已至下游，江面逐渐变宽，临近班车渡江处的南通江面宽度已达7公里，那时的祖国尚未化身“基建狂魔”，未具备在如此宽阔的江面上架桥的能力，班车到此处需搭乘汽渡方可过江。

　　搭乘的汽渡名为通沙汽渡，“通”是南通的简称，“沙”指沙洲，而沙洲即张家港的古称。

　　顾名思义汽渡就是专门搭载汽车的轮渡，这种船长约在江面航行时两头翘起，到始发或终点时靠近岸边的一头降下与码头组成缓坡，汽车可以沿着缓坡直接开进汽渡的“肚子”里，虽然从记事起每年都能坐这种船两次，但这并不妨碍我再次与它相遇时仍欣喜若狂。

　　作为长江中下游为数不多的渡口，凌晨2点的通沙汽渡依旧灯火通明，往返南北的车辆在此聚集排队渡江。因为曾经发生过满载车辆上船时因车身过重刹不住车冲入江中的惨剧，后来班车上船时所有乘客都要下车步行上船。

　　附近的居民自然不会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从下车点到码头的道路两边摆满了小吃：炖入味的茶叶蛋、糯叽叽的黏玉米、已经撕开盖付了钱就能泡的大碗面、散发着香气的鸡腿面包......每到这个时候，父母都会主动掏出钱包安抚我肚子里的馋虫。

　　随着车辆与乘客登船完毕，汽笛鸣响，汽渡两头翘起缓缓滑入江面。深冬的夜很冷，江上的风却不大，忙碌了一天的长江似乎感到了一丝疲倦，船身破开江面，在周围揉出白色的浪花，江波轻轻的推着船身，像是母亲轻晃着宝宝的摇篮，清澈的夜空下，繁星与远方货轮的灯光交相辉映洋洋洒洒地铺向远方。疲惫的乘客回到车上补觉，我则缠着父母带我爬上二层的甲板，啃着玉米痴痴地看。

　　三十分钟后，汽笛声再次响起，到岸了，也快到外婆家了。一般到了这个时候，困急的我伏在父亲的背上深深睡去，等我醒来时，外婆已经端着冒着香气的软糯年糕放在我的床头，满头银丝的她笑眯眯地问：“洋洋，七糕伐？”

　　好嘛，原来是要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