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判例经典

　　不少人认为清末腐败无能，司法也一无是处，其实不尽然。光绪九年（1883年）刊印的《增订刑部说帖》（下称《增订》），就收录了许多处理得当、精彩纷呈的案件。

　　在法无规定的情况下，参照法律、案例，给予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理，时至今日，仍然值得借鉴。特别是其中一些科学合理人性化的内容，因为符合中国国情，至今仍有参考意义。诸如犯罪存留养亲、老疾准赎，体现了司法的仁义宽恕。保辜期的设置极为科学，既界定了刑事责任，也明确了民事责任，富于启迪。官员贪贿犯罪的限期追赃与分别处理，全面周到，至今仍有可取之处。亲属相为容隐，妥善平衡了惩罚犯罪与保护亲情的矛盾，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就对此予以采纳，禁止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

　　印刷技术的提高，使得案例编纂突飞猛进。刑部说帖，因为制作主体是国家最高司法部门——刑部，独树一帜。但原有《刑部说帖》所收案件到同治九年（1870年）戛然而止。而审判中参考案例，则与时俱进，以最近、最新的案件最有参考价值。增订版查漏补缺，共收录了96种类型的359个案件。不论准许、更改、发还重审，说帖都依据律例、案例，具体分析，充分论证，畅所欲言，有理有据，堪称经典权威。

　　中国古代虽然司法案例众多，但留传最多的是一些破案传奇，真正原汁原味的司法案例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清朝以前更是凤毛麟角，确凿有据的审判文书尤其屈指可数，《刑部说帖》因此更加珍贵。

　　当然，也并非全部案件都是具有参照意义的案例，只有经刑部核准报皇帝钦批、作为“通行”颁发各地的典型案件，才能参照适用。如今，我国审判人员与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并非所有的生效裁判都具有权威性与指导作用，只有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定公布的指导性案件，才具有指导作用。

　　一般来说，在律例已有规定的情况下，案例就失去了参照意义，似乎不用编入，但《增订》却反其道而行之。姑（婆婆）因奸将媳致死灭口，后来为亲姑、嫡姑、继姑拟定了专条，而该书在已有新规定的情况下，仍将起初亲姑、嫡姑、继姑比照亲母、嫡母、继母办理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说帖予以收录。原因是这些案例比拟恰当、论证允协，可以作为在律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分析裁判的参照。正如该书凡例所说“俾折狱者得以触类旁通、免致拘泥”。可见，该书不仅重视说帖的收录，更重视司法者分析裁判能力的培养，防范墨守成规，力求触类旁通，可谓独出心裁、别具一格。

　　在案件审理中参照已有案例，前提条件是所审案件与已有案例具有共同点。但何谓相同相似，理论上说起来容易，办案实践中认定起来难。案件五花八门，扑朔迷离，准确认定两个案件相同相似，确非易事。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抽象性包括在具体性之中，《增订》中所收案例，就从具体案件中抽象出法律要点与审理要点，以此为标准，将待审案件与已有案例进行严格比较，认定其是否具有相似性，能否参照适用。此举体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感性认识的逻辑推理过程，富于启迪。而其剥茧抽丝所提取的审理要点，正好就相当于今天“两高”公布的指导性案件的“要旨”。

　　同样的法律条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这就是困扰司法者的法律理解适用问题，今天仍是司法办案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对此，该书说帖在案件分析认定中，每每结合案件实际，限定案件门类范围，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论证，真可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此分门别类，区分异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失为准确理解适用法律的灵丹妙药。这也启迪我们，法律有的是普遍适用的，有的则只在特殊范围内适用，不容混淆。对此，适用原则是特殊法优先，一般法补充。为便于准确理解法律，应该树立法律门类概念，划清界限、范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保对法律的正确理解适用，确保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增订》的副标题是“附通行条例”。顾名思义，该书的显著特点是“法律条文+典型案例”。该书名副其实，将律例条文与通行案例紧密结合、浑然一体。事实胜于雄辩，“法律条文+典型案例”，两条腿走路，不仅是《增订》的优势与特点，也是我国司法从古到今的优势与特点。

　　清时，我国虽然是成文法国家，但依然有案例指导制度，案例依然在发挥作用，熟读刑部说帖等案例汇编成为研习法律的不二选择。今天，我们在成文法为主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案例的指导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完全借鉴外国的舶来品，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基础。

　　因为同治九年将从前通行纂成条例，《增订》收录了同治九年前后到光绪年间颁布的条例。该书说帖，在对律例进行分析解释时，每每援引该条例制定时的奏折，依据其提请制定的背景，准确分析条文的真实含义。正如该书凡例所说“俾由此溯流穷源，既便检查，亦免误会”。这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法律解释中的背景解释法，依据法律制定的背景、草案说明等，对法律条文含义作出准确合理的解释，富于启迪。

　　“通行系律例内所未备载，或因时制宜，或随地立法，或钦奉谕旨，或奏定章程，均宜遵照办理者也。”可见，通行是说帖中的另类，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司法部门办案时必须参考的法律依据。各地在案件办理中，因为法无明文规定，频频报请刑部针对具体案件出台新规定。对此，刑部结合案件实际，或查漏补缺，从善如流，或分析论证，婉言谢绝。我们今天法律、司法解释的制定也有类似问题，必须调查研究、分析论证，既不能无法可依，也不能重复矛盾，确保科学立法、制定良法，切实可行。

　　如何践行依法办案？怎样证明是依法办案？有罪与无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如何确定？寻根溯源，我们是成文法国家，法律条文就是办案依据。《增订》堪称典范，共同特点就是每个说帖都开宗明义，首先列举律例条文、通行案例，然后才言归正传，进入审理的案件本身，先叙述案情，再依据律条、案例，将所办案件针对法律条文进行比较分析，由此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作出的处理结论自然合情合理合法，科学权威，令人信服。无巧不成书，刑部的说帖结构，其实也正好符合“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论逻辑结构，符合我国成文法的司法传统与广大群众的认知习惯，增强了法律文书的说服力与公信力。

　　刑部说帖，长短不一，短的只有百余字，长的多达数千字，长短繁简完全取决于案件的复杂程度。没有争议则一笔带过，争议较大则浓墨重彩，不厌其烦，详尽分析为何维持原判、为何予以改判、为何发还重审，堪称法律文书繁简分流的典范，对于今天加强法律文书说理不无启迪。

　　以史为鉴，《增订》启迪我们更好地继承传统、公正司法。法律具有继承性，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无法割断历史。只能全面掌握、辩证扬弃，撷取古代司法、案例的精华，古为今用，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司法，使之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健全完善、公平合理、令人信服。

　　（作者单位：甘肃省民勤县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