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保外就医，本是人道主义的一种体现，保障的是基本生命权。可一旦有人借此逃避惩罚、甚至继续危害社会，这道“生命通道”就可能异化成“监管漏洞”。2024年夏天，我们便遇到了这样一桩情法交织的棘手案件——保外就医人员刘某，再次犯下抢劫罪。

　　此前，刘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经诊断，刘某所患尿毒症符合《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所列疾病范围。同年9月，刘某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接受社区矫正，期限一年三个月。2023年3月，尚在社区矫正期间的刘某与他人共同谋划并实施抢劫。

　　2024年7月，法院判决书下来了，刘某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与原犯诈骗罪剩余刑期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判决生效后，法院就收到他递交的《暂予监外执行申请书》，理由依旧是：尿毒症。

　　若单从医学标准上看，刘某的病情满足保外就医的条件。但我们清楚，病情，绝不是保外就医的唯一衡量标准。

　　一个在保外就医期间都敢再犯抢劫罪的人，其社会危险性已十分明显。若只因“病重”就一放了之，无异于纵虎归山，将公共安全置于不可预测的风险之下。

　　我们当即启动调查监督程序，依法建议法院委托司法局对刘某开展调查评估。同时我们通过调取判决书、社区矫正档案，与矫正工作人员沟通，了解刘某在社区矫正期间的表现。经核实，刘某家庭监管基本缺失、本人多次违反监管规定，两次未经批准离开居住地，分别被给予警告、训诫各一次，最后再次作案。

　　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刘某的身体虽病了，但其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并未因疾病而减弱。他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社区接受矫治。对此，我们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书》，向法院明确建议，刘某社会危险性大，暂予监外执行应从严把握。

　　但“收监”二字，写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

　　第一道现实难关就是，往哪儿送？看守所只是临时羁押之地，根本无法为尿毒症患者提供长期规律的透析治疗；而全省唯一能羁押患病罪犯的监狱，也一向床位紧张，还要提前根据罪犯的病情程度、透析频率等制定详细的医疗方案，并非具备收治意愿即可收监。

　　一旦决定收监却可能面临“无监可收”的境界，不仅会造成执行僵局，更将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为了做好收监工作，一方面，我们督促看守所提前整理好刘某全部病历，主动对接专门关押病犯的监狱管理部门，详细沟通病情和治疗需求，为监狱评估收治能力、调配医疗资源、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我们持续监狱评估进展，督促细化投送方案，确保一旦决定作出，送押工作立即启动、安全规范。后经法院全面审理，认定刘某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决定收监。2024年9月，刘某被顺利送押至专门关押病犯的监狱服刑，医院也做好了接收准备。

　　至此，这一场情与法、权与责交织的收监困局，终于被成功破解。

　　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从来不是文书往来、坐堂办案。越是困难重重，越要向前一步——我们不仅要做犯罪的追诉者、法律的监督者，更要做社会安全的守门人。既要有人性的温度，也要有法治的硬度。

　　正如本案中的刘某，保外就医绝不是“一放了之”，审查时必须坚守“病情”与“危险性”双重底线。医学标准是门槛，社会风险才是关键。将一名重症罪犯依法收监，不仅彰显了刑罚执行的严肃性，更守护了司法公信力和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